《商務周刊》：您認為到目前為止，西門子賄賂案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杰明·布魯克斯：首先，人們非常震驚在德國此類商業賄賂丑聞不是只有西門子一家，很多大公司都被指責有此類賄賂行為，比如寶馬、大眾、戴克，幾乎所有的汽車制造大企業都卷入賄賂丑聞中。其次，我們希望企業們今后能對一些商業賄賂經常發生的重點地區更為重視�，F在西門子的高層必須花大量的時間來對待這個問題，回答調查人員的問訊，參加法庭的傳訊，這些傳訊不僅有來自德國的，還包括美國等其他國家，而且支付給律師、會計師以及調查人員的費用也是相當一大筆開支。也就是說，西門子不但要付出成百上千萬美元的代價，管理層也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調查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它對西門子的聲譽影響也是相當惡劣的。當調查結果公布后，也許有些國家或者國際組織會說我們不再想跟西門子做生意了，也許西門子在某些國家已經上了黑名單。西門子現在的許多高層也丟了飯碗。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我們希望從西門子這個案件上，德國公司、歐洲公司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公司要從中吸取教訓，要明白真正好的商業行為應該是干凈的、有道德的。
《商務周刊》：為什么德國會出現如此多的商業賄賂丑聞呢？這與德國的商業環境有關，還是跟德國公司的治理結構有關？
杰明·布魯克斯：我想商業賄賂在德國發生還是有一部分傳統方面的原因。在2001年以前，根據德國的法律，在德國境外進行賄賂的行為不被視作犯罪。盡管在歐洲很多國家的法律規定都是這樣的，但是由于德國擁有眾多的跨國公司，這就使得德國企業的經理們產生了這樣一種看法：要想做生意，行賄是理所應當的，也是必須付出的成本。而且這種腐敗的現象其實并不僅僅發生在德國的海外公司，有大量的證據表明，在德國國內商業賄賂實際上也大量存在。我認為一個原因是，商業在德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中歷來擁有非常強大的勢力。在德國有一個不成文的慣例，政府過分敬畏大企業，而且司法部門盡量會尊重并考慮大公司的利益，避免讓相關法規影響到這些企業。
也就是說外部監管和相關法律并沒有起到它們本應有的強有力的作用。
《商務周刊》：不僅是德國，中國同樣面臨商業賄賂的難題，或許更為嚴重。您對改變商業賄賂盛行的痼疾有什么好的建議？
杰明·布魯克斯：我想，輿論的監督會起到某些作用，但最重要的還是領導階層，包括企業和政府的領導階層，他們應該更為公開、更加誠實的向外界承諾今后要遵守相關規定，不再進行商業賄賂。但是目前我們聽到的大部分評論都在說商業賄賂和商業行為是相伴而生的，只要有商業行為，就不可避免的有商業腐敗。這完全是一種借口，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說法。如果你看看在打擊商業腐敗更為嚴厲的一些國家，只要嚴肅認真地對待這個問題，結果肯定會不一樣。我想當西門子的案件最終水落石出的時候，人們會意識到，西門子為它的腐敗行為無論是從人力、物力還是財力上都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這種代價要遠遠超過當初賄賂時所獲得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