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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汽車保險總有兩個熱點不能忽略，一個是投保人對車險索賠難的報怨，一個是保險公司對打擊騙保的關注。然而我們靜心溯源，卻不難發現，這兩朵惡花。卻源于一塊土壤。那就是我國社會文明與法律制度有持健全完善。
拋開保險公司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影響不談，保險公司對投保人索賠要求的苛刻門檻完全是出于自身保護的需求。眾所周知，在社會文明與法律制度尚待完善的當今社會，車主一旦發生車損如果不是由保險公司鑒定的情況下，車主是很容易拿到有利于自己的事故判定的。無論這種證據是來自本區的交通執法大隊還是來自事故雙方當事人。這一現實本身就逼迫保險公司堅持自己擁有理賠的直接認定權。
出險車輛的修理也是如此。如果不指定修理廠家，差不多每位車主都能做到在相應的汽車修理之后再安上一套汽車音響，而開銷完全可以列在修理費用之內。從這個角度講，保險公司對車損理賠的“小人之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車險騙保的案例也看了不少，我想保險公司人士與我的想法應該不會差太遠：個人突發性的騙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擁有騙保經驗，甚至與有關職能部門包括保險公司內部人員勾結騙保的“職業殺手”。當社會文明流行“騙點保險公司錢并不失德”，法律環境對騙保行為打擊不足的時候，這種職業化的犯罪就不是一個保險行業的問題。不幸的是這些行為在我國還相當普遍。
一個從事社會問題研究的朋友在聽我談起國外保險公司投保在發生車險理賠期間保險公司可以提供代用車輛的事例時便說：“這不僅是國外保險公司的服務水平高，更是國外整個社會制度和服務體系的綜合表現。如果像國內一樣你壞的那輛車責任認定需要一周，選定修車廠家需一天，汽車修理還需三天的話，保險公司早就賠得底朝天了。”國內保險公司向國外學習是一回事，能不能擁有這同樣的環境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這些使記者想起本社社長、中國汽車工業經濟技術信息研究所所長李京生在首屆中國總裁日暨汽車產業發展論壇上的發言：“在彩電、冰箱業經歷洋貨挑戰，紛紛扛起民族產業大旗之后，經歷45年的中國汽車工業依舊幼稚的原因并不局限于汽車產業本身，汽車產業是整個工業文明和社會經濟文化發展進步的集中體現。”細想汽車保險也是如此，當我們整個社會文明和法制建設還不能提供一個良好發展空間的時候，建立完善的汽車保險氛圍只能是一廂情愿的良好愿望。
中國的汽車保險事業有待發展、中國的汽車工業有待發展，中國的社會文明與法制建設同樣有待發展。任重道遠是最真實的感受，也是我們的共同責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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