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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更多的還是為今天的北京感到擔憂。擔憂什么?擔憂它還能不能保住自己的首都之地位。因為北京正在像漢城一樣患上越來越嚴重的城市病。而一個患重病的人是難以承載重負的，況且又是一副象征國家、象征民族的重擔呢? 北京是首都，但中國人今天把它稱為“首堵”。我們從北京的城市規(guī)劃、功能結構上來看看這個“首堵”是怎么造傻陌?打開北京地圖可以一目了然：這里的格局基本是一個大十字。南北貫通的一線稱之“龍脈”。東西則是長安街以及它的延長線。長安街是北京乃至中國的象征，它曾經是新的共和國為之自豪的“神州第一街”。今天它卻集中了疲憊和怨言。這里交通擁堵、空氣污染、事故頻發(fā)、出行不便，于是，它又成了中國現(xiàn)代城市病的象征。那么它為什么會變成今天這副模樣呢? 筆者認為原因有二。其一是功能太多。在當今世界上恐怕很難找到一條如它這樣的具有極多功能的街道：經濟、政治、外交、典儀、科教、軍事、黨團、政法、交通、商業(yè)、通信、文化、藝術、娛樂、旅游、餐飲、傳媒等等。這些功能的同時同地的存在和同時同地的釋放，使長安街成了一條五光十色又光怪陸離的大道。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多功能性和它的不安全性也是并存的。它在特殊情況(如戰(zhàn)爭災害的襲擊)下極可能的癱瘓，也勢必造成全城甚至全國各系統(tǒng)的同時癱瘓與中斷。 第二個原因就是設計混亂與規(guī)劃無度。長安街功能過多的始作俑者是歷屆懂行與不懂行的規(guī)劃者與設計者。而它的規(guī)劃與設計又與全北京的規(guī)劃與設計緊密關聯(lián)。造成長安街今天這種失控狀態(tài)的是北京的兩次總體規(guī)劃的失誤。一次是建國初期、上世紀五十年代沒有把老城的保護與新城的修建“分灶吃飯”。形成了現(xiàn)在這種舊中有新，新舊交錯。舊城文化難以保存，新區(qū)零亂不堪且功能不全，人為造成了巨大而尖銳的矛盾。第二次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提出了“打通兩廂、緩解中央(指城市中心區(qū)和以長安街為主的中心交通干線)”的設想。按照這一設想，首都環(huán)線公路像攤餅一樣環(huán)環(huán)鋪開。而事實上，打通兩廂的結果是緊張了“中央”，環(huán)線越多越暢通，涌入城市中心的車輛就越多。其后果是擁堵越來越嚴重，尾汽排放越來越大，空氣污染已危害人的正常工作與生活。難怪前總理朱镕基先生竟在一次大會上呼吁“快治理治理空氣吧，讓我們這些老頭子再多活幾年!”是的，污染是平等的。無論是住在酒店的貴人還是坐在辦公室的達官，都與四合院的百姓呼吸著同樣污濁的空氣。 經過這樣兩次錯誤而重大的決策，北京市的城市結構與功能的不合理性就日益突出與尖銳起來。加上中國特殊的官制以及市屬官員們的自我收斂，在一片“京官難當”的哀嘆中，這種結構性不合理就被長期拖延下來。今天，改變這種狀況的惟一機會是舉辦2008年的奧運會和中央要求北京率先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硬指標。奧運會是對中國特別是對北京城市結構功能的大檢驗大考驗，率先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更是一次對陳舊的城市設計思想與理念的總沖擊總破除。抓住這兩個機會，大刀闊斧地對北京三大主要功能：國家行政、經濟發(fā)展和文化建設進行總體的城市區(qū)域調整，才有可能使這座古老的都城再現(xiàn)風采，也才有可能在協(xié)調、和諧、有序、健康的發(fā)展中保住自己的首都地位。 遺憾的是，當全國公眾特別是北京老百姓都盼望著這次空間布局大調整早日到來的時候，有消息說，長安街僅剩的一些建筑空間，已經有十分之九又要被“添滿”了。占去這些地盤的有公共文化設施，如博物館、美術館等，也有國家行政機關的龐然大物。依舊是結構混雜，依舊是功能疊加。當長安街終因不堪重負而陷入不可挽回的絕境時，北京的熱島效應達到災難性程度時，中國是否也會像韓國那樣，被迫遷都呢? 相關文章：北京一警車二環(huán)主路內撞死一年輕女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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